郭玉洁住在上海的闹市区，家里的书房正对马路，楼下商店林立，人来人往，推窗便是市井生活。成为全职作家之后，她的生活变得很简单，除了写作，她还喜欢戏剧和音乐，她买了一架电钢琴，之后一直在吃灰，最近又找了一位老师，学起了吹箫。她说，中国戏剧和中国文化滋养了自己的写作。接受采访时，她刚从黄山回来，看不到旅途的疲惫，访谈从下午进行到晚上，能感受到她对每个问题都曾进行深入的思考，她的小说便是这种思考之后的创作。
2025年11月，郭玉洁的第一本小说集《织风暴》出版。该书写了五位不同女性的人生，有和丈夫出国旅行，想离婚又无法下定决心的妻子，有上海老年女性，有生活在沙漠小镇里的小女孩，有决心出走的奶奶，还有穿越回大学的中年女性。就像书名中的“风暴”一词，每个人都和生活有一种紧张感，必须做出选择和行动。
郭玉洁的小说创作生涯开始得很晚，她的小说技巧和语言也有新作者中少见的成熟。戴锦华认为，这本小说集具有“真切的现场感”和“直叙背后的至诚与热度”。
有大约二十年时间，郭玉洁在媒体工作，做记者，也做编辑——她2000年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时，正值媒体蓬勃发展的时期，她先后在《京华时报》《财经》《Lens》《单读》《生活》任职，最后一份工作是《正午故事》主编。
2009年，在《生活》杂志工作期间，她发现当时很多媒体人都是文学青年出身，都想写小说，有一个作家梦。她采访了几位有代表性的媒体人，例如李海鹏，并用一位媒体人的话作为这篇报道的标题：《文学是一场偷情》。稿子写的是一代文学青年的特殊经验，其中也包括她自己。
在《织风暴》之前，郭玉洁曾出版过一本非虚构报道集《众声》，题材涉及文学、历史以及普通人的命运。从非虚构跨越到虚构并不容易，郭玉洁觉得，非虚构在写作之前，故事的结构已经成型，作者要做的是在结构中填补素材。但虚构写作是一场历险，写作往往从一个念头、一个画面开始，她不知道人物会如何行动，故事会向什么地方发展，往往是写到最后一刻，小说的面貌才会清晰起来。
为什么要转向小说这个文体？郭玉洁说，她希望能够捕捉当代人的心灵变化，很多个体隐秘的想法和行为无法通过非虚构进行呈现，这是非虚构文体的局限性。而小说，是容量最大、包容性最强的文体，每个人在里面都能够得到理解。正如米兰·昆德拉所说：“小说审视的不是现实，而是存在。而存在并非已经发生的，存在属于人的可能性的领域。”
2020年，从《正午故事》离开之后，郭玉洁终于有了完整的时间，开始全职写作小说。她的写作很慢，一篇小说要花半年甚至更久，写废掉的小说就有七八篇，写完删除、再重写的情况经常发生。她斟酌每一个句子，甚至每一个词语。
郭玉洁的第一篇小说《观音巷》取材于自己的童年，讲述了一个叫鱼钩的女孩所经历的生离死别，在告别中，女孩渐渐长大。这也是《织风暴》里唯一一篇书写她本人经历的小说，但她对南方周末强调，小说的成稿已经与她的童年经历相去甚远。
关于写作《织风暴》的初衷，郭玉洁说，她想写一种脱离传统套路的女性小说。以《观音巷》为例，在以往的女性成长小说中，会写月经初潮、性发育，这是对男性成长小说的模仿，因为男性成长叙事总是绕不开对性的迷茫。但在她的理解和经验中，女性成长不是单一面向的，是许多复杂因素逐渐累积的过程。通过这篇小说，她希望展现女性成长的复杂性。
郭玉洁。受访者供图
“中国人的心理活动更多体现在对话和行动”
南方周末：这本书叫《织风暴》，如何理解风暴这个意象？
郭玉洁：编辑想了很多书名，我也想了很多，其中有一个书名，大概是在酝酿风暴的意思。我觉得风暴挺好的，作为意象来说，它跟以前你印象里面的女性文学不太一样，它比较有动感、有力量，后来是我的朋友小燕想在前面加一个很女性的动作，编织，大家一看就会知道，这不是普通意义上的风暴，它和女性有关。而且我特别想要三个字的书名，会有一种不平衡感。很快大家都觉得这个很好，这样就通过了。
南方周末：这跟你的文本气质也很契合？你小说里的人物在不停地行动，最后一篇甚至穿越了。这是一种写作审美吗？你在小说中更强调行动，而不是心理活动。
郭玉洁：我经常讲，我们的写作是在阅读当中开始的，有大量心理独白的小说，我不爱看，我可不要写这样的小说。现代以来，这样的小说、戏剧、电影特别多，一个人只是坐在那边想，然后做非常缠绕的心理分析式的独白。这用在大部分中国人的内心活动时，会很不真实，中国人的心理活动更多体现在对话和行动。
在写作之初和写作的过程中我会反复地去想这些问题。比如说，我很喜欢费兰特，《那不勒斯四部曲》里面有很多心理的活动，这是必要的，因为她写的那个人是知识分子或者作家，经常在进行内心的探索，用知识的语言去思考，这类人的内心活动是重要的。可是我写的是普通人，他们不这样思考问题，行动是他们的生活里面最主要的部分，他们很少坐下来说，我去想一下这个事情，很可能是打电话给谁，或者我立刻去找谁，我去做点什么，一直处在行动当中，这是我理解的大部分中国人的状态。
南方周末：从另一个方面来看，你是往后退了一步，退到了人物的后面，有的小说作者不节制地希望通过人物来替自己说话，你对自己的表达欲很节制。
郭玉洁：如果作者那么想说话的话，可以去小红书、B站，事实上大部分人也这样去做了，没有必要通过小说这种文体完成说话。可能这也是小说这些年萎缩的一个原因，如果大家只说自己想说的话，Ta就不选择这个文体，或者说，只说自己想说的话，小说的容量和弹性就大大缩小了，但它不是这样的文体，它的包容性很大，不管是西方还是中国古代小说，里面有大量的各种各样的角色，在里面每个人都得到了理解。
南方周末：那么小说的作者性在哪里？
郭玉洁：这个世界仍然是作者创造出来的世界，建立在作者对于世界的思考和立场。每一个小说家创造出来的世界都不一样，写作是一个建造世界的过程，这个世界是靠小说家的劳动一步一步搭起来的，小说家需要付出很多东西，对人的理解，对语言的感觉，统统都在里面。
南方周末：你刚刚说建造，你的建造过程是怎样的？
郭玉洁：每一篇都不太一样，比如《观音巷》距离我的生活比较近一点。我希望这篇小说具有完整性，写起来真的挺难，你所拥有的素材太多太多，有的时候是互相冲突的，或者它不在一个整体里面，起承转合并不自然，你要去组合，还要补充没有的东西，有的事情我只是一个印象，要去想象所有的细节，主要的工作是变形。
之后我觉得不想写自己的事情了，我想写跟我完全不一样的人，例如《Jungle
fly》是无中生有的小说，写的时候我完全不知道这个人会做出什么事情来，只有一个基本的想象，让一对年轻夫妻去旅行，在旅行的过程，他们要去探险，但是在绳索上他们要怎么样，我不知道，只能两眼一抹黑坐在那儿去想。
南方周末：你的写作没有预设和计划吗？
郭玉洁：一开始是从疑问或者画面开始，我不知道它会怎么发展，所以我没办法跟别人讨论，我都不知道要怎么发展这个人物，故事最后会是什么样子，都是写着写着慢慢出现的，所以写小说的过程跟非虚构很不一样，非虚构是你坐在那儿的时候，稿子其实已经定型了，最有意思的地方是在采访当中发生的，但是虚构，我自己的感觉是，这些意外都是在写作过程当中发生的，挑战在写作中。写不出来的时候很痛苦，但是越过了这个难关就觉得非常高兴。
一位埋头沉思的写作者。视觉中国丨图
从非虚构到虚构的跨越
南方周末：你的第一篇小说大概是什么时候写的？
郭玉洁：《观音巷》不是我第一次尝试写小说，但它是我第一篇成型的小说，在那之前我已经写过七八篇，都是不成立的小说，写得都不好，没办法拿出来给别人看，那时我还没能掌握小说这个手艺。我在读书的时候，因为上小说创作课写了小说，后来交作业之后，老师说，你这篇要是改成散文的话，肯定能拿奖。反正一直很受挫折，我是不是不会写小说，没有这个能力，但是我又觉得我肯定还是想写，怎么办？里尔克说，就算没什么东西可写，你始终可以写你的童年。我其实很排斥写我自己的事情，或者说我的性格就是不太喜欢被讨论，但是我想我还是得面对，还是得从对我影响最为深刻的那些东西开始写起。
南方周末：这是《观音巷》的创作缘起吗？
郭玉洁：我成长在一个大家庭里面，早期的那几年都是跟我奶奶长大的，她的去世是我一直很难面对的伤痛。那段记忆包含了你对世界的很多理解，一个人应该是什么样子。奶奶是一个非常善良的、愿意付出的人，所有的儿女跟她感情都很深，她很喜欢我，但是这么善良、这么美好的一个人，承受了最多的苦难，很早就去世，你就觉得这个世界挺不公平的。
另外，我感受到的女孩的成长和男孩的成长很不一样，以前的小说里会写男孩的成长，历险、性意识的觉醒、跟父亲的关系，主要是这几类，可是在我理解中，人是在你所感受到来自未来的威胁中慢慢成长的。比如离别，奶奶去世，姑姑们很快会出嫁，跟你一起生活的人，他们会离开这个地方，大家都会反复说，等你出嫁以后……所有人会慢慢离开，而且你也不属于这个地方，你不是主人。如果是男孩，他会觉得这个家未来就是你的，所以在这种女性意识里面，不断的离别和别离的必然是我想写的女性成长故事。其实这个命题太大了，我没有处理得非常好，可能我把太多东西放在一篇小说里面了。但是《观音巷》写完之后，我好像慢慢地开始懂得怎么去写小说了。
南方周末：懂得写小说，是指完成了从非虚构到虚构的跨越吗？
郭玉洁：非虚构叙事者的距离是比较清晰的，你在讲别人的故事，不能从心灵层面进入，你所知道的都是外在的东西，就算Ta讲心理活动，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。小说则是心灵层面的写作，你要怎么去感受他们，怎么去理解他们，这挺重要的。另外一个，非虚构的事件都在那儿，可是小说没有一定的事情，尽管我选取了一些自己的经历，完整性还是得作者来完成，有的时候看起来太庞杂，可是Ta内心的过程是完整的，我很不喜欢把真实的经历和小说对应得太清晰。
南方周末：你说写作《观音巷》的过程非常痛苦，以至于每次写之前都会痛哭一场，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应？
郭玉洁：我自己也没有意识到，可能因为奶奶很早就去世了，你会逃避去想，不愿意去想。但是写这个小说的时候才知道感情那么深，那段时间正好是《乐队的夏天》在播福禄寿的《玉珍》，我听了非常触动。这篇写完之后觉得特别累，出版之前，我把所有的小说都修改了一遍，其他几篇都有修改，唯有这篇是最应该修改的，但是我完全没办法看，很难受，所以这篇我没改。
南方周末：写了多久？
郭玉洁：半年，写得很痛苦，会经常自我怀疑，觉得是不是干不来这个事情，写不了，写不好，没才华，几乎每天都在这么想。
南方周末：怎么克服这种自我怀疑？
郭玉洁：那时候我会拿一些我认为写得比较一般的小说家的书，放在旁边，跟自己说，我就算写不到最好的，写到这样我还是可以的，不管怎么样，先把它写出来再说。我也会看很多作家访谈，知道大作家也自我怀疑，不断地靠这些来安慰自己。
南方周末：可是你的写作已经非常成熟了，你自我怀疑的点在哪里？
郭玉洁：不太确定这个人物到底干什么是合理的，同时不显得太笨拙，这是非虚构转向虚构时候一个很大的困难，你很难去想象，因为你会问，这个事情是真的吗？感觉是你掌握了力学规律，你要扭转它，但是又不太能违背，一开始的写作就是这种感觉。
南方周末：你每天写作的过程是怎样的？
郭玉洁：开始每天去图书馆写作，后来去一家咖啡馆，不带手机，断网写作。写不出来就看会儿书，或者是写点儿日记，有的时候想休息两天，但休息的时候很难受，还是每天去写，经常会遇到写完了就推翻，重新写的情况。
南方周末：听起来非常需要意志力。
郭玉洁：对，其实创作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大家都不怎么讲的，就是意志力，还有动力，是什么驱使你一定要跨过这些难关。你必须咬着牙要把这件事情做下去，过了就可以了。很多小说家，比如马尔克斯，他好像总是想要营造一种玩世不恭的样子，其实他是非常有毅力的小说家，他说：“在文学创作的征途中，作家永远是在孤军奋战，这就像海上遇难者在惊涛骇浪里挣扎。是啊，这是世界上最孤独的职业。”对于我们普通的写作者也是一样的，没有人可以帮你，这个时候意志力是必需的，没有这个东西的话，可能就写不下去。
在阅读中的马尔克斯。视觉中国丨图
南方周末：《观音巷》写完之后，身边亲人、朋友的反馈是怎么样的？
郭玉洁：这篇是最忐忑的，因为我花了最多的功夫，投入了最深的感情，我隐隐地知道这篇小说不是很完美，在写作上有一些问题，感觉很期待，又很怕面对。当时有一些编辑和小说家同行，在写作上提出了建议，可是我觉得那不是我想要的，老实说，关于童年的小说有很多，很容易形成套路，这个小说之所以塞得那么满，写得不够完美，是因为我想要避免套路，有些建议比较接近于一种创作套路，可以让这个小说看起来像短篇小说的样子。我想我还是不管了，这个小说里面有最真挚的东西，就保留这些不整齐的东西吧。我心里知道，它应该是这样，后来我表妹在《单读》看到了，表妹告诉我说，她大哭了一场。
南方周末：是不是对于小说创作，旁人的评价有点隔岸观火？
郭玉洁：我那时候真的很希望有一个编辑来跟我来讨论小说的问题，编辑的作用在于，看这个小说体现出的可能性在哪里，这个作者的特点和潜力在哪里，但是确实没有找到这样的人，所以我只能在不断地写作当中慢慢摸索。《观音巷》写完之后，很多人觉得这篇应该写成长篇，以后我也许会再重新写这个故事。
“我也有抱负，但不是世俗成功的抱负”
南方周末：2020年你离开媒体，开始职业写作，当时是什么心态？
郭玉洁：那时候觉得挺好的，终于可以认真开始写小说了，之前总是无法投入，觉得这下我啥也不想了。同时是有点恐慌的，一下子从一个有定期收入的状态变成没有收入了，心情在慢慢地转变。
南方周末：你想写小说这个念头是什么时候有的？
郭玉洁：大学的时候有了这个念头，但是我觉得我没有写小说的才华，很长时间都处于这种状态里面。像我们读中文系，看的都是最好的经典，你就觉得我怎么可能写到像Ta这么好，如果写不到这么好，就别写了，会有这种心情。
南方周末：不写小说，想过以后做什么吗？
郭玉洁：我那时候挺想待在北大的，觉得北大很好，后来工作完全是走一步看一步。
南方周末：转折点在什么时候？
郭玉洁：第一个比较确定想认真写作是在《生活》月刊的时候。当时《生活》的同事们个性比较鲜明，每个人都是很有野心的写作者，主编于威会鼓励对每个人发展自己写作才华的特点，那个时候，慢慢地知道了自己的可能性——我是可以写的。在《正午故事》的时候，生活比较安定，可以沉下心来，那些非虚构写作每一篇都花了很大的工夫，同时想写小说的愿望越来越强烈。
南方周末：你的表达冲动来得好晚，一般人都是年轻的时候。
郭玉洁：我年轻的时候挺忙的，说实在的，工作、个人生活，还有很多的事情，那时候写写Blog也是一个表达的方式。
南方周末：后来为什么觉得只能通过小说来表达？
郭玉洁：我觉得是一种对心灵探寻的渴望，非虚构写作比较事件和外在，心灵层面的叙事只能通过小说，小说是理性和感性的综合体，可是很多感性的东西没办法在非虚构里面写，你采访Ta也没办法跟你说，你就算猜到了，你也不能写，最后觉得，小说是一个容量最大的，可以把自我和世界放在里面的文体，也是我最想写的文体。
南方周末：你的非虚构文集《众声》里面有一篇报道，《文学是一场偷情》，写的是你的同时代媒体人都有一个当作家的梦，你是怎么关注到这个现象的？
郭玉洁：那是2009年左右，在《生活》工作的时候，周围同事都是一帮文学青年，他们的阅读量都很大，喜欢看小说，最有意思的是，有一次我们一起出差，到机场发现我们有三个人拿的是同一本小说的不同译本。文学青年进入媒体工作，这个现象在当时很显著，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经历，的确跟上一代和之后的文学青年很不一样。你有一个本职工作，但是你还热爱文学，很像已经有一个爱人，但还在和另一个人偷情，这个标题是覃里雯说的。这句话挺能表达我们那个时候的心态。
南方周末：你现在是全职写小说吗？
郭玉洁：是的，前几年我还做一些别的事情，比如讲课，约稿，去年我都拒绝了，完全没有心思干别的事情，你写进去了以后，完全就在小说的世界里面，其他事情都不想干。
南方周末：你的生活怎么办？
郭玉洁：很多年前我就有一种感觉，以后自己可能要没有工作，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做一件事情，测试我一个月要花多少钱，每个月只要挣到这些钱就可以了，我一直在用这个方法生活，比如一年应该挣多少钱，挣够这个数，我就可以写小说。以前我跟一些创业者开玩笑，我说，你们的盈利模式是什么？他们说，盈利模式是投资人，不断找投资就是他们的盈利模式。他们问，你的赚钱方式是什么？我说，我的赚钱方式就是少花钱。
南方周末：这种生活方式是什么时候确立的？
郭玉洁：唐诺和朱天心一家给我的启发很大，那是十多年前了，他们去北京做活动，我采访了他们，就讲到说，他们的生活开销主要是每天去咖啡馆，咖啡馆的咖啡和三明治很便宜，他们大半天的费用就在那里解决了，晚饭是自己在家做，这样下来，他们一个月花很少的钱。当时我们都非常吃惊，那个时候我们在北京工作，挣的钱都乱花掉了，也不担心，想买什么就买什么，经常在外面吃饭。当时媒体界和知识界会有这样的声音，为什么一个作家不可以过着住五星级酒店、穿名牌衣服的生活？大家对物质的追求觉得很正当。当时看到唐诺、朱天心非常朴素，觉得还可以这样吗？朱天心说，自由是什么？你不光有写的自由，也要有不写的自由，你要有不为了赚稿费随便乱写东西的自由，因为花得少，挣得少也没关系，你可以写你想写的东西，保持身心的干净。他们讲这些给我很深的触动，人是可以这样生活的，只要你的欲望很简单。
2025年12月，武汉的一家咖啡馆，该店因推出菜薹咖啡受到关注。IC photo丨图
南方周末：真正去实现这种低欲望的生活会有困难吗？
郭玉洁：没什么困难，我一直都是这样的人，我经常失业。我在《财经》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，我就不想工作了，我在家里待着，想考研。其实不只那一段时期，我常常会有一段时间每天在家里，看书、听音乐，每个月花得很少，我觉得那样过得很自由，反正就不太喜欢上班，我本来就是这样的人，才会被这样的声音吸引。
我也有抱负，但是我的抱负不是世俗成功的抱负。其实我们的老师很多都很朴素，当然也有为个人谋取利益的老师，也有老师对个人得失不是那么看重，没有太多的物质欲望，而是希望能做有价值的事情。总是这样的老师会比较吸引我。
南方周末：同样的时代环境下，也有很多不同的选择。
郭玉洁：很多人喜欢写作，同时也非常重视声名上的获得，确实在我成长阶段的时代精神是对个人成功的追求，大家都觉得这很自然，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，我好像就不是那么在意这些东西。
“讲我所认为的属于女性的故事”
南方周末：这本小说集的最后一篇《我去2000年》是一个穿越小说，也是书里最长的一篇，你写这篇是因为一次同学聚会？
郭玉洁：是的，同学聚会吃饭，有一个女同学特别平常地说自己离婚了，我们都很惊讶，都看着她，她就继续吃饭，说挺好的，真的没什么。这时候另外一个女同学说，我也离了。我们非常意外，她说，是挺好的。我们女生为了回应她俩轻松的语气，说那恭喜你们，男同学都很茫然，不知道怎么应对，他们不太知道女生在婚姻里面的感受，是比较迟钝的，我觉得。那个场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因为以前不太谈论这些事情，或者说以前同学离婚了，她不太说，可是现在，很多人的婚姻都出现了问题，我想知道为什么，但我并没有去问我的同学们，我希望读者不要认为我在写她们，只是我问我自己，中间发生了什么？她们的感受为什么发生变化？我想用这个小说解答我的疑问。
南方周末：解决疑问的方法是让女主角穿越回大学吗？
郭玉洁：我好奇如果大家那么想回去，到底怀念的是什么，是会选择另外一条道路，会想要过更自由的生活吗？
2000年夏，北京，国家图书馆嘉言堂前，正排队入场的学生，他们来上当时很火爆的考研辅导班。视觉中国丨图
南方周末：在小说里，主角回去的大学叫“宇宙大学”，并没有指出北大。
郭玉洁：很有意思，有个读者是武大的，她说我简直怀疑这是用武大做原型写的。她觉得氛围也很像，比如文艺青年，打口CD，可能2000年前后很多高校都是那样子的。另一方面，在我心里面，北大还是不太一样，北大的精神具有批判性和社会责任感，如果我不去写这方面的话，没必要一定要写北大，可以是任何一所高校。
南方周末：在这个时间节点阅读这篇小说，会尤其有感慨，你所经历的2000年的北京是什么样的？你当时的状态是怎样的？
郭玉洁：有时候回忆起来，身处其中还是很迷茫的，也有挫折，那时我从学校出来，觉得很难适应这个社会，在学校的时候，你被学校保护，只要学习就行了，这是我最会的事情。你很渴望有自己的收入，但是很快就发现为了换取收入，很痛苦，进入一个单位，会碰到单位里的权力关系和不自由，有好几年时间，我无法适应社会规则，所以非常想念学校，我经常回北大，觉得那才是一个值得生活的地方。
南方周末：你的小说里面有很多家庭的元素，为什么对家庭题材很感兴趣？
郭玉洁：因为女性就算是工作了，对家庭的投入还是非常多，重心一般都会放在家庭上，女性比较重视感情，很多的心灵危机都跟家庭有关。我确实不是刻意地去写家庭，起初，我只是想写关系而已，我想在关系里面去写出一个人的内心，不是让她说出她的内心是什么，而是在互动中表现出来，女性最重要的关系一般来说都是家庭关系、亲密关系。
南方周末：在你的小说中没有看到激烈的女性主义的情绪，相反是温和的，但温和中有紧张感。你如何处理意识形态与小说创作的关系？
郭玉洁：这涉及我们怎么看待文学。读中文系的时候，老师会讲到文学和政治的关系。1980年代以后，大家反思以前的文学，又觉得文学是艺术，应该是纯粹的形式上的东西，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。女性主义也是一种意识形态。我关注女性的公共议题，女性视角已经构成我看待这个世界的基本方式，可是文学跟理念之间不是简单、直接的对应关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