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，我並不認為自己會與政治發生直接關係。像大多數中國人一樣，我更關心現實生活中的具體問題家庭、工作、孩子以及個人前途。我也曾真誠地相信，只要足夠努力、足夠低調，就可以在既定秩序中為自己爭取一塊相對安穩的空間。但現實一次次提醒我，這種想法本身恰恰是一種被精心塑造出來的幻覺。
在一個正常社會中，不參與政治或許是一種個人選擇；但在一個權力不受制約、言論被系統性壓制的社會裡，不談政治本身，往往已經構成了對既有權力結構的被動認同。在中國，許多看似與政治無關的個人遭遇、規則的隨意更改、權力的不可申訴、普通人尊嚴的被忽視，並非偶然事件，而是制度性問題在日常生活中的具體呈現。
當表達被視為風險，當沉默被塑造成美德，當恐懼成為社會運行的潤滑劑，個人命運就不再僅僅取決於勤奮與品行，而是被牢牢嵌入一個不可討論、不可質疑的權力結構之中。這並不是某一個人的失敗，而是一種制度的困境。
三年的疫情，使這種困境以最直接、最殘酷的方式呈現在我面前。疫情並不只是一場公共衛生事件，而是一場覆蓋全國的、以「維穩」為核心目標的制度性試驗。在這場試驗中，普通民眾被集體剝奪行動自由，被強制隔離、封控、監控，個人權利被壓縮，尊嚴與生命被犧牲。
我本人也曾在疫情期間被風控、被強制隔離。在「穩定壓倒一切」的邏輯之下，正常就醫被視為風險，合理求助被視為麻煩。那段時間，我清楚地感受到，在這個體制中，普通人的身體並不真正屬於自己，而是隨時可以被調度、限制和處置的管理對象。
更令人無法承受的，是那些被全社會目睹卻無人負責的慘劇——烏魯木齊大火中，被封控困在家中的居民因防疫措施失去逃生機會，活活被燒死；貴州轉運隔離人員的班車在深夜失事，生命在「防疫任務」的名義下被輕率消耗。這些並非偶發事故，而是制度邏輯的必然結果：
三年的疫情，徹底撕碎了中共關於「為人民服務」的敘事。權力在恐懼中不斷擴張，卻始終拒絕建立任何有效的問責機制；官員害怕失去權力，於是用更嚴厲的控制來證明忠誠；而普通民眾，則被迫以沉默和服從換取極其脆弱、隨時可能被收回的「安全」。這不是治理失誤，而是一套制度在非常狀態下的真實運行方式。
經歷了這場疫情後，我徹底放棄了對這個制度自我修正的幻想。問題其實不是個別執行層面的粗暴，而是整個權力結構不允許被質疑、不需要承擔後果。我如果繼續保持沉默，是一種對不公的默認。
加入中國民主黨，是在長期克制、觀察與反思之後作出的選擇。中國民主黨所堅持的是現代政治文明中最基本的原則：權力必須受到制約，個人權利不應依賴統治者的善意，國家的合法性來自公民。這些理念並不激進，只是在當下中國充滿暴力與恐懼的制度下被系統性排斥。
加入中國民主黨，這是一次明確的政治立場選擇，也是一種對歷史與道德的自我確認。我拒絕把異常當作常態，拒絕用恐懼為不公辯護，拒絕以暫時的安穩換取長期的屈從。哪怕只是留下一個清醒、公開、可被追溯的立場，也勝過在沉默中逐漸喪失對正義的感知。
中國民主黨黨員 彭小梅（圖片來源：中國民主黨洛杉磯委員會網站）
來源：北京之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