標籤： TNT時報

我從出生那一刻起，就是國家想要抹掉的生命。我出生在一個年代—— 國家決定誰可以活，誰必須死。在八十年代的中國，一個孩子不是家庭的希望，而是國家人口計劃里的「一個數字」。我的出生，被那個時代的政策歸類為「違規、生錯、必須處理」。 我，是一個本來不被允許存在的生命。 我媽媽懷上我後，第一件事不是高興，而是害怕。她必須馬上逃。她挺著六個月的肚子東躲西藏，從姑姑家到舅舅家，再到遠房親戚家，像一個背著罪名的人，被迫以「懷孕的身體」逃亡。而村裡的牆上，刷著刺眼的大字： 「該扎不扎，房倒屋塌；該流不流，扒房牽牛。」這不是宣傳語，這是威脅。這是命令。這是極權對普通婦女和孩子最赤裸的暴力。所有人都明白：如果被發現，就會被抓走、強行引產；如果逃不掉，全家都會被懲罰。我的生命，從第一天起就是「被追捕的生命」。 政策執行者找不到我媽，就開始懲罰家裡。他們闖進家門，翻箱倒櫃，把鍋碗瓢盆、糧食衣物、能拿走的全部拿走。而最殘忍的是，他們把我家養的兩頭一百多斤的大豬趕上村裡電影院的樓頂，讓它們在烈日與寒風中折磨三天三夜，奄奄一息。他們用這種方式逼迫我媽現身——用一條生命折磨另一條生命，只為了強迫一個女人放棄她肚子里的孩子。那句口號「扒房牽牛」，在我家變成了現實。房沒被扒，但牛（豬）被牽走了。那不是政策，而是報復；不是管理，而是迫害。 經過六個月的逃亡，我媽還是被抓到了。計劃生育幹部強行把她押送到衛生院，安排引產。她沒有選擇權，沒有人問她願不願意。在制度眼中，她是「違規者」，而我，是必須被終結的「數字」。那一天，本來是我生命應該戛然而止的日子。但命運在那個夜晚微微鬆了一下：負責的醫生臨時無暇安排手術， 引產需要推遲到第二天。在那短短一夜裡，我媽拚命尋找機會，最終冒著可能被抓回、甚至被毆打的風險，從醫院逃了出去。那一刻，我的生命被重新撿了回來。不是因為制度仁慈，不是因為法律...

沙漠里，十一月的太陽依舊熾烈。義工們在陳維明老師的指導下，忙著組裝新的雕塑。 忽然，園外傳來低沉的轟鳴，彷彿遠方滾來的雷聲。幾輛哈雷摩托駛入自由雕塑公園，騎士們戴著墨鏡，披著皮衣，黑色引擎在陽光下閃耀。轟鳴與光線交織成一道流動的力量——他們帶著風的味道，也帶著自由的氣息。 陳老師放下手中的工具，我們迎上前去。騎士們被園中的雕塑深深震撼，陳維明老師逐一講述每件作品的來歷與意義——那是對被壓迫者的紀念，也是對自由信仰的守望。自中共建政以來，無數生命在專制陰影下消逝。這些雕塑不僅是藝術，更是對正義亡靈的銘記，是刻下的歷史傷痕，也是揭露中共邪惡的見證。 聽完講述，騎士們深受觸動，慷慨捐款，以此表達對自由藝術與人權精神的敬意。 分別前，我們與他們合影留念。陽光灑在每個人的臉上，閃耀著金屬的光，也閃耀著自由的光——那是信念的光，跨越國界與語言，匯成同一個聲音： 自由無價，信仰不滅。 作者：楊長兵...

編者按：本文作者劉書慶，山東人，曾為執業律師與高校教師，長期關注公民權益、信訪制度與宗教自由議題。早年任職于山東律師事務所期間，代理多起維權與信仰案件，包括訪民行政訴訟、土地徵收爭議及宗教信徒辯護，被視為中國少數以法理辯護方式堅持人權原則的律師之一。2016年其律師執業證遭當局吊銷後，轉任齊魯工業大學（原齊魯大學）講師，仍持續以公民身份撰寫法律意見與公共評論。 本文為劉書慶近年所撰之公開信，記述其在齊魯工業大學遭受行政壓制與身體病痛交織的經歷。信中詳細描述學校為約束其行為，特設「專班」、強制「刷臉打卡」、並以「曠工」為由扣薪懲處的過程。面對壓力，他以冷靜筆調還原事實，並未使用情緒性語言，呈現出一位經歷過法律辯護與體制磨礪的知識份子，在維權與求生之間的艱難掙扎。 本文不僅是個人遭遇的自述，更是對當下高校管理體制、人權環境與知識分子命運的深層見證。劉書慶的文字平實克制，卻帶有強烈的時代張力與道德力量。 劉書慶（圖片來源：RFA） 一個高校，為了對付自己的一名老師，專門在二級學院安裝刷臉打卡機，你能想像嗎？ 一個高校，為了收拾自己的一名老師，專門在學校內成立一個「專班」，你能想像嗎？ 一個高校，為了給自己的一名老師下套，專門在二級學院制定一個紅頭文件，你能想像嗎？ 本人劉書慶，系齊魯工業大學化學與製藥工程學院一名普通老師，準確的說是實驗管理員，因我在2018年4月19日就被學校沒有任何正當理由地，沒有任何預兆地調離了教學崗位，將我調整為實驗管理崗，本人當時還正上著兩門課。 學校從此也拉開了對我歧視性對待的序幕，打擊的手法也絲毫不顧及正當程序。 （一）連續用年度考核打擊我 筆者按照聘用合同，盡職盡責地完成了自己的崗位職責，但卻遭遇學校連續用年度考核的打擊。 先是在2018-2019年連續兩年給我年度考核「不合格」，在2019年學校還給了我一個「記過處分...